文化经济如何改变城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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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城市的新经济空间》
什么是新经济空间
New Economic Spaces
符号化和媒介化的空间
在全球城市开始或已经完成后工业转型的阶段，文化资本开始掌握话语权。新兴产业，尤其是文化创意产业对城市低效空间的「殖民开拓」，将传统的生产空间转变为符号和信息交换的媒介，且赋予更高的流动性。
北京798艺术区 / 首尔江南区德黑兰路ICT产业聚集区
新经济空间起到了连接现代城市与腹地文化的作用，并无意中形成了全球化的沟通管道与创意场域。正如芒福德提出「城市是文化的容器」的观点，新经济空间是城市共享的公共资源，负担着成为新的都市核心、迭代旧城社会空间、建立更健康和可持续的社会关系网络的角色。
东亚文化经济
区别于西方城市标榜绝对前卫的后现代文化经济，东亚城市的新文化经济空间更具内聚性。政府更乐于配置传统的文化资产，并将之视为城市形象和经济秩序的体现。
国内由政府主导开发的文创产业园空间形态
尤其是对于仍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东亚城市来说，「文化经济的核心内容是设计，而非知识的集约」。因此，东亚城市的新文化经济可以大致分为技术与创意策源和服务与地方行销两部分。
构成要素
如同书中提及亚洲城市举办电影节的目的，面向文化转型的新经济空间之于城市的意义在于「向充斥建筑物的城市空间添加了时间纬度，并创造出可感知的稀缺性」，因此新经济空间具备空间性和时间性的特质。
青海FIRST青年电影展
(source:《FIRST与西宁：一个影展要如何影响一座城市》)
新经济空间中的产业要素通常表现出技术开源的特征，由此产生丰富的「间隙空间」以支持参与者们依据个体经验来实践创意。在相对松散的产业环境中，生产者、消费者和管理者之间的通常存在亲和性与相互依存性的特点。
东亚文化经济的参与者
Key Players
国家和政府
国家和地方政府通过调动文化资产、政策工具、设计资源和市场力量重新塑造反应本地文化属性的物理空间，并作为城市营销和竞争的重要资源。
在新经济空间的形成过程中，国家和政府作用主要包括：
■ 建设满足旅游者的福利和基础设施
■ 调动建筑遗产资源
■ 创造城市景观
■ 整体性的城市营销
■ 建设「超级项目」
生产商
新文化经济的生产者以创意阶层为主，包括以艺术家为主体的核心圈层，以及其他专业服务和管理人才组成的外围圈层。
这些生产者的特质是将创意和生活联系起来，践行新波西米亚主题的理念。艺术家以非传统的生活方式引发空间聚集，进而产生新的创意经济活动。
与传统的产业集群不同，文化成为生产者们分工协作的纽带，产生集体创造力。由创意阶层引发的分支产业环节高度关联，但决策权高度集中。这些环节多集中在东亚的大城市，对城市形象和声望有极高的重要性。
消费者
新经济空间的消费者群体主要由城市新中产阶级构成，文化消费动机则来自于提升消费层次的需求以及伴随产生的消费者群体之间的「边界维护机制」。书中提出中产阶级消费层次提升的过程包括：
■ 与工作和工作流动性相关的文化资本
■ 品味相对于其他社会团体的分化机制
■ 儿童的教育与社会再生产
此外作者还提出，在城市产业经济向服务业转型的过程中，对生产者教育背景的要求逐渐提高，延长了城市年轻人的受教育时间和青春期。在这一前提下，年轻人通过消费完成身份建构，「消费成为他们学做大人的一种应变手段」。
空间中的化学反应
Reaction
自然发生的新社会关系
对于以文创园区为主要空间形式的文化生产过程中，密集的社会网络对生产非标准化产品的新经济企业以及非正规经济体更重要。相较于其他传统产业，文化经济领域的「马太效应」更加显著，形成稳定社会关系的周期漫长。M50创意园在对城市空间重新配置的同时，建构了新社会经济关系。
上海M50创意园 (from Wikipedia)
2000年上海M50创意园由上海春明粗纺厂改造，占地约36亩，核心产业以视觉艺术和创意设计为主，目前已引进约150家艺术工作室。在改造初期，M50提供了「廉价、易变动且具有文化和社会意义的物理空间」，成为推动地区再生的开端。同时，城市现代性的建设热潮加速了生产者知名度的提升。艺术家不仅是被动使用者，同时也是积极的创造者。2004年上海创意产业中心（SCCI）的成立标志着政府权力开始承认并介入「创意产业园区」这一空间形态，成为承载国家现代化愿景的商业性实体。政府对历史建筑和传统文化保护成为新艺术形式发展的缓冲，在某种程度上形成文化政策的阴影区。
租金的上涨使艺术和商业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艺术家声望开始被市场价值衡量。独立艺术家与私人画廊主的关系是新经济空间中关系的典型样本，高昂的租金和艺术家的商业竞争力形成互构关系。M50最终成为新的规范和社会关系进一步强化的节点，其中形成的新社会关系已经远超生产、消费和销售的范畴，成为「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容器和争论的触发器」。
艺术的产业化或是产业化的艺术
不同于北京、上海将「艺术产业化」的道路，深圳的文化产业增长路径更侧重产业化的艺术。在艺术复制品市场占有重要份额的大芬村佐证了这一观点。大芬村位于深圳龙岗区，曾经以薄利多销、批量订单为主的「油画流水线模式」大批量产出临摹复制的画作（即行画）。经过近10年的转型，大芬村引入具有原创能力的艺术家并建立规范的交易市场，成为中国最独特的艺术区之一。
深圳大芬油画村 (from Wikipedia)
村级工业园与城中村的生产空间形态为产业化的艺术提供了天然土壤，大芬村初期的生产者以画工、画匠，生产者结构呈金字塔型分布，画工和画匠数量约占整个行业的90%。画师和画工的生产模式接近流水线工人，他们大多没有绘画基础，经过数月的临摹培训后成为正式雇工，计件创作。由于画作的商品属性远高于其艺术价值，彼时的大芬村更接近油画产品的供应链。
然而与传统工业村「前店后厂」模式不同的是，大芬村具有「自学成长」的特性。2008年金融危机后大芬村开始走向与M50、798等地区截然不同的方向。画工和画匠开始转变为具有原创能力的画家和画廊与工坊的经营者，推动了「原创产业化」的进程。
大芬村油画生产者的身份转换
油画这一特殊标的物在大芬村找到制造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交叉点，大芬村的经济空间出现更多间隙。年轻画工可以租赁过道和墙壁作为创作和展示空间，这些新兴的文化空间成为创意产业和城市转型的副产品和催化剂。
便于展示画作的间隙空间 (from Wikipedia)
然而大芬村依然承袭了国内多数文创产业园面临的士绅化困境，上涨的工作室租金使尚未崭露头角的独立艺术家难以负担。好在「原创产业化」的进程在生产者和经营者之间构建了共同成长的松散关系。部分画廊并未与创作者签订商业合同，而只采取寄卖并抽取佣金的合作模式。2017年大芬油画村全年总产值已达41.5亿元人民币。
从大芬村看向深圳，书中引用库哈斯的观点，认为深圳作为缺少属地资本的通属城市（generic city），面向文化生产的新经济空间在深圳往往能够发生意料之外的化学反应。标榜设计之都的深圳对于市场趣味更加敏感，因此，在推动产业化的艺术的路径中，真货和假货以建设性的方式互相反哺，为创意经济带来更多经济上的缓冲地带。
大芬美术馆 by URBANUS都市实践
匠人精神的实践
京都的新经济空间得以在兼容诸如任天堂、京都动画、岛津等现代创意企业以及岛津等先进制造企业的同时仍然保存丰富的传统文化遗产，这为解答新经济空间如何形成提供了线索。作为一个非典型的城市案例，作者试图在关于京都新经济空间的论述中回答了以下三个问题：
■ 什么是「新经济」
■ 区位对新经济空间有何重要性
■ 京都如何提供文化创新的可能性
任天堂总部
作者认为发生在京都的新经济是「艺术与商业的结盟」。艺术为创意过程带来灵感，并引发一系列创新行动。同时，行动和产业环节的扩散间接导致更多创意部门的出现。
京都市产业结构(https://www.myjapanphone.com/japan_business_servive/Industrial_Cluster_Information/Kyoto_City_General_Business_Information.html)
从京都的案例看来，具有当代性的地域形象与其累积的人际文化资本比区位便利度本身更重要，这关系到创意产业内不同形式之间的联系。「不侵犯他人领域、不模仿他人、不削价竞争」是京都企业和社会共同的原则，基于此，京都得以在承袭传统匠人精神的同时接纳新兴文化。
京都的经济转变
http://osaka.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812/20181202820854.shtml
正如《巷弄经济学》中提及的匠人企业家的概念，匠人强烈的「自傲感」来源于手工技艺的探索性特征，即详细说明、质疑和开拓的能力。这种自傲感受到本地社会和文化价值的激励，使文化企业家们在关注商品功能性的同时，也注重通过文化性和独创性提高附加值。因此，传统与创新并存，构成了京都新经济空间的坐标轴。这一体系下，新经济空间的第一推动力在于如何使历史文化资产流动起来。
小规模、分工、合作是京都新经济企业的重要特征，生产部门在保持稳定网络的同时，强化对市场的敏感性，并持续生产创意。因此，对于在京都成长起来的新经济企业来说，发展要义在于：发现小众市场、开发独特产品、并保持质量和知识库。
景观重构的观察锚点
东南亚城市的唐人街提供了文化景观和经济景观相互纠缠并进的绝佳空间样本。相较于西方城市的唐人街，东南亚城市的外部环境压力相对较小，更接近于「在地的异托邦」，以新加坡直落亚逸（Telok Ayer）为代表的唐人街在城市发展中演变成了「新产业形成、过度和继承的场所」。
新加坡直落亚逸街
以社团为单位的社会经济结构促使人们利用城市和经济景观维护其文化身份，进而导致城市景观被商品化和符号化。这体现了新文化经济空间的附带特征，即「满足视觉的、消费型的和舒适体验的审美景观」。
族群社区本质上是发生在城市空间内的「再殖民地化」，由此形成的新经济空间也成为构建社会身份和塑造归属感的空间。在唐人街的异托邦中，外来旅游者开启了将文化转化为可消费的商品与符号的过程，并改变了「当地文化和公共仪式的意义和功能」。
佛牙寺龙华院 / 天福宫 (from VisitSingapore)
从唐人街拓展到地方旅游资源开发的过程，文化景观的认同是塑造地方吸引力的必要条件。互相包容且双向互惠的文化商品化过程是新经济空间激发其吸引力的理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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